宋明儒家对知、行的认识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种很重要的哲学思想，由此派生出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思想，千年以来被很多思想家诠释，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永远名誉院长汤一介先生也曾多次发表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看法。三智书院微信公众平台开设“汤一介专栏”，与朋友们分享汤一介先生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论述。今天，小编和您分享汤一介先生对“知行合一”的具体论述。

论“知行合一”

汉朝儒家学者对“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较少，扬雄有段话似可注意：“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为，为众人。”这里也只是说“实践”比著述、教授更重要。我们是否可说，从先秦至汉众多儒家对“知”、“行”关系问题其实都和上引《尚书》和《左传》的意思大体相同，即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据此，我们可知先秦至汉，儒家关于“知”、“行”问题基本上是从道德修养的提高或事功的践行方面考虑，除荀子外，很少涉及“知”、“行”的认识理论问题。但到宋朝以后，宋明儒家学者则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理论问题。

 

张载认为，知识有两种，一是“见闻之知”，即感性认识；一是“德性所知”，即以理性为基础的超经验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依靠于感觉经验，主要依靠道德修养。

 

程颐在继承张载把“知”、“行”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基础上讨论了“知”、“行”问题。他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见闻之知”是通过耳目等感官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大体相当于感性认识；而“德性之知”则是人内在所具有的不依靠感官而有的“知”，这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理性认识，而这种理性认识是带有先验性的。由于人有“德性之知”，这种“知”是关乎伦理道德的认识和事物根本原理（理）的认识。

 

因此，程颐对“知”特别重视，提出了“知先行后”的演说。他认为“知”是“行”的前提，先有“知”，然后才会照着“知”去“行”。他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为不知。”

 

他认为，“知”是根本，深刻的认知是一定能行的，没有“知”而不能“行”的，人不吃有毒的东西，因知它有毒；人不向水火走，因为水火可以让人丧生。人做坏事，就是因为他不知分别善恶。所以“知之不能行，只是未真知”。由于程颐强调“知”对“行”的作用，他认为，“非唯行难，知亦难也。《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此故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这就是说，不仅“行”很难，“知”同样很难，所以黄宗羲说：“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我们可以说，程颐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说。

 

朱熹继承程颐“知先行后”之说，《朱子语类》卷九：“问致知、涵养先后。曰：须先致知而后涵养。”“致知”是“知”，“涵养”是“行”。但他特别提出“知行常相须”的知行并进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进。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朱熹认为，“知”、“行”虽有先后、轻重之分，但都不可偏废，他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之两轮，如鸟之两翼。”故有谓程朱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说”。在讨论“论知之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朱熹还认为：“方其知之，而行之未及也，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知”虽是“行”的基础与前提，但在“行”（实践）的过程中会加深 “知”，人们会对道理更加明白起来。

 

朱熹所以重“行”，则是因其把“知”与“行”的问题视为道德修养问题，所以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善在那里”是“知”的问题，“自家却去行他”是“行”的问题，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是一个必之于事功的问题。如何成圣成贤，必得“知行合一”，才可以成就至善之美德。在中国儒家学说中常言“体道”（或体认“天理”），此或有二义：一为“以道为体”，即圣人和“道”认同，而“同于道”；另一则是说圣人实践“道体”，即依“天道”身体力行之，它不仅是“知”的问题，而且更是“行”的问题，这或是朱熹之所以重视“行”之故。盖儒家自古皆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