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五花八门的送礼文化——北宋士大夫礼物馈赠研究

礼物馈赠在人类社会中的存续长达数千年，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形式，馈赠行为使得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的需求得到相互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塑造着礼物馈赠形态，在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和社会分化加速的背景下，礼物所承担的功能也相应扩张。礼物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持续加速，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北宋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政治、经济、文化皆呈现出有别于前代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萌发，社会矛盾趋向多元，民事关系和人际交往空前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社会中开始分化出诸多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多由具有类似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组成，士大夫群体正是其中最重要且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北宋士大夫群体是一个身份标签明确，社会属性显著的群体，作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士大夫们在职业取向、价值观念、阶层意识、行为模式、受教育水平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在稳定群体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往、追求共识是催生群体意识的重要因素，士人以礼来往的交往原则和挚物相见的传统都决定了礼物馈赠是士大夫开展交往的重要手段。

一、北宋士大夫礼物馈赠的背景

中国社会的礼物馈赠具有漫长的文化传统，其行为的存续与发展受到社会变化的强烈影响。北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显著发展的重要时期，新的社会关系出现，人际交往规模的扩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都使得礼物在物质和文化的两重层面上都呈现出了诸多的新特点。

北宋士大夫群体依托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开展了广泛的社交活动，宋人谓之“交游”，北宋前期便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士人风尚，这种社交风尚终北宋之世几经更迭，却仍然贯彻始终。而礼物自古就是人际往来的必备之物，即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作为承载表达功能的物质载体，礼物本身也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地经历变化，首先便体现在礼物形态的多样化上。

北宋时期商品市场的丰富使得礼物品种显著增长，使得各类前代所无的新产品成为了士大夫群体的馈赠之选。同时，礼物的流动大大超出了以亲友为核心的初级人际网络，上至宗室权贵，下至平民小吏，跨越社会阶层的人际互动使得礼物的流动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一）唐宋变革与礼物经济

礼物并非是宋代才肇兴之物，人类社会的礼物交换更有的漫长历史，但是礼物的往还与存在形式却深刻地受到人类社会变革的影响。相较于商品经济以交换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礼物经济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直至国家形态与早期交易市场出现，也

未能改变礼物经济在人类早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交往的存在便意味着礼物经济的不可或缺，人际关系的互动难以避开报偿机制而达成。无论是情感性的表达还是功利性的表达，善意与利益都需要由致意者发出，而这种表达必须得到应者的受意，并且对这一表达展开回应，否则便会被人视为不通“人情”。

北宋士大夫之间的礼物经济无疑也带有这样的特征，士人阶层的流动、文化活动的开展、对落难者的援救等士大夫的活动都多少涉及馈赠活动参与者间的配合与互惠。在这一过程中，馈者与受者又实现了对彼此社会角色的确认，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进一步拉近了。一言以蔽之，唐宋变革赋予了礼物经济以新的形态与价值，使得礼物馈赠与北宋政治框架下的人际互动紧密相关。

（二）礼制下移与礼物的世俗化

早期文明出现后，贵族集团对祭祀的垄断使得祭祀的成本与规模都不断上升，举凡大型祭祀活动都会遵循严格的规程与仪式进行，并以“礼”的形式加以固定，“礼”与“不礼”直接关乎统治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所以礼物自出现开始便带有显著的阶级性，此时的“礼物”一词显然与今人以物相赠情景中的“礼物”含义相去甚远，而阶级性的消解与礼物内涵的庶民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在北宋士大夫们留下的文字记录中，与契丹西夏等国的邦交往来中的馈赠品、国家庆典仪式中的祭祀物仍然保持着“礼物”一词的古典含义。然而“生日礼物”却大量地出现在了赐物的口宣和士大夫们的谢表中，在宋人观念中的“礼物”显然与中唐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士大夫政治与馈赠形态

北宋士大夫政治经历了从萌芽、发展、成熟再到败坏的过程，从五代基础上建立起的北宋建立起了一套以文人官僚为主体，充分分散地方财权、节制武人兵权、分散官僚事权的政治结构。伴随着充任这套系统的士大夫群体不断膨胀，在北宋中期形成了以士大夫为政治主导型力量的士大夫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政治的变迁成为了士大夫群体礼物馈赠形态发生变迁的核心背景之一。

围绕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衰，士大夫们的礼物馈赠呈现出不同的时段特点。徽宗即位之初，新旧两派在“建中靖国”的路线下短暂地达成了和解，但是很快，徽宗与新党士大夫们即开展了对“元祐党人”的政治迫害。而徽宗在慷慨地扩张社会福利的同时，对于士大夫群体的滥赏也在此时达到了顶点，各级政府的积极敛财的同时使得士风、政风进一步败坏。

在将原本士大夫政治的生态破坏得所剩无几的同时，贿赂公行、请托行贿、卖官鬻爵等带有行贿性质的礼物馈赠公然大行其道，徽宗一朝屡有禁令但始终不见收敛。礼物在士大夫政治中被用于调剂人际关系，协调政治活动的作用被功利性的权钱交易大量取代，士大夫之间的人际关系不断受到物质馈赠的影响。礼物馈赠在北宋末期完全突破了礼与法的边界，从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向违法行为转化，成为了北宋骤然崩溃的原因之一。

二、北宋士大夫礼物的种类

礼物的挑选很大程度上是馈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就北宋士大夫的馈赠实践来看，在物质形态上出现了空前的丰富。从米面粮肉到珍奇食材，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名贵奢侈品，从花草木植到精加工的手工制品，种类繁多，价值不一，较诸前代不难看出宋人物质生活呈现出的显著改善。

礼品类型趋于丰富正是北宋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写照，与北宋时期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存在直接关系。工商业城市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使礼物馈赠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为礼物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同时城市的商业功能日益凸显，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通过市场完成生产与消费的供需平衡，长途贩运、城市手工业为商业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类型，这是北宋士大夫得礼物品类空前丰富的重要前提。

将这些数量庞大的礼物按照其物质形态与功能价值进行分类，主要有四种类型：用以服食饮用的饮食类礼物、用以起居生活的日用类礼物、用以精神满足的文化类礼物、用以资源交换的财产类礼物。

（一）饮食类礼物

饮食类礼物即用以馈赠的满足饮食需求之物，粗有食品、饮品二类，细分则又有米面、酒肉、果蔬等多类，这些品类丰富的饮食在北宋士大夫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与古之贵族食必有礼的繁重礼节相比，北宋士大夫们的餐桌礼仪已经大为简化。

北宋士大夫间的食物之馈的种类差异根据环境、时令、往还对象、馈受人近况等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因而食品种类呈现出形态、性质、内容等方面的区别。采原料分类说难以体现北宋时期食品生产与制作产业出现的新发展，依生产方式说则带有一定的超前性。故而本文根据北宋时期实际食品的生产状况，从初级食品和加工食品两方面进行阐释，同时将初级食品分为植物类食品与动物类食品，经过精加工的食品则单独进行分析。

（二）日用类礼物

日用类礼物即用以馈赠的满足日常用度需求之物，就生活起居而言，士大夫群体相较于平民之家虽有诸多讲究之处，但除了部分彰示身份之物，日常生活所用的各式用具在类别与功能上已无大的区别。穿戴洗漱、起灶饮食、出入行走、寝眠照明等是日常生活的的主要内容，满足这些需求的日常生活用品便应运而生。

这些居家生活的必备之物便也呈现在了在北宋士大夫礼单中，相较于一些文人气十足的礼物，日用品更多反映出了士大夫生活化、世俗化的一面。用于馈赠的日用品品类较为繁杂，其功用、形态各异，小者如蜡烛、镜子、衣帽、各式器皿，大者也有屏风等大型家具，略可分为被服、器具、耗材三类。

（三）文化类礼物

文化类礼物即用以馈赠的满足精神需求之物，这类礼物是士大夫开展文化休闲活动必不可缺的物品。这类礼品既包括精神性的创作产品，也包括物质性的器物产品，尽管形态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群体的文人属性使士大夫的休闲活动往往通过文化形式开展，士大夫间进行文化创作并相互馈赠私人创作成为了闲暇消遣与社交活动的重要方式。

除了自发的创作，书法、绘画、碑拓等艺术作品也是文化馈赠的佳品，相较于前者侧重对私人情感价值的传递，后者的馈赠则偏向于艺术审美的追求，且馈物往往具有不低的物质价值。文化创作的完成也离不开文化器具的使用，用于文化创作的各类文化用品也成为了北宋士大夫们的馈赠之选。

（四）财产类礼物

财产类礼物即用作馈赠物质性财富，广义的物质财富包括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狭义的物质财富则一般指货币与不动产。在北宋士大夫的馈赠结构中，物质财富体现为货币、田宅、布帛、马匹四类具有物质形态的物品，这四类物品也是衡量士大夫财富状况的重要指标。

财产类礼物的流动意味着经济关系在士大夫之间的直接搭建，馈者或处于救济，或出于请托，无论目的是否逐利，财产都伴随着礼物交换而进行了转移。但北宋士大夫们的文集中对于直接的财物的隐晦并不意味着钱财类礼物在礼物结构中的缺位，相反，接济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的财物馈赠甚至是违法的钱权交易，财产类礼物便也具备了资源分配与财富转移的功能。

结语：

礼制主导下的社会交换仍然保持着礼物的古老属性，通过社会分配形成秩序等级的同时，馈赠参与者的社会身份也得到了界定。社会仪式是公开进行的，期间开展的馈赠被仪式的参与者所共同见证，社会关系通过交换而缔结。社会关系只有被认可和接受，公共身份才能随之确立，国家仪典中的皇帝和官员在国家政治中的角色被互相认可，同时向天下公开。

人际关系的塑造过程中，礼物的作用是基础性的，礼物无法离开人际关系而独立存在，礼物的流动代表着社会关系的某种变化。就北宋士大夫礼物馈赠发挥的作用而言，因为有礼物的存在，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有了发生、改造、维持以及再生产的途径，关系往往优先于利益，尽管关系缔结的最终结果往往导向对利益的追求。

（参考材料：百度）